[采访]马丁·李领导华盛顿游说团拒绝23项立法

华盛顿日报/6月2日,由中国香港民主党议员李柱铭(Martin Lee)率领的代表团,正式展开为期四天的美国游说活动,游说美国反对中国香港政府实施的反颠覆法。

除李柱铭议员外,代表团亦包括两名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议员(民主党)、吴霭仪议员(法定代表人)、王仁杰记者协会秘书,以及人权组织“中国香港人权监察”和劳工组织的代表。

《泰晤士报》采访了代表团的一些成员。

*民主党议员李柱铭议员(译文):这23项法例在中国香港哪里实施?李:这23项立法已经执行到最后一步。

政府必须在7月9日立法。

事实上,中国香港不需要制定这项法律,因为中国香港非常稳定,没有人希望中国香港独立。

《基本法》将23项立法权交由行政区决定,其内容和时间表由中国香港自行决定。我不明白政府为何急于立法。

《基本法》的两个方面尚未完成。它们是23项立法和民主。

我们希望先发展民主,然后立法,让政府向民选的立法会负责。

没有一个民选的立法局,我们就不能履行我们的使命,让政府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。

记者:中国香港政府是否在北京的压力下仓促立法?李康:一定是。

在董建华成为第二任行政长官之前,即2002年6月,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说了两句话:中国香港等了这么久,还没有在《基本法》中制定23项法律。它应该现在就颁布,不能再等了。

此外,他说,中国香港不能允许他们在中国香港经营。

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些话,中国香港政府才急于立法。

记者:你认为这23项立法是针对未来的吗?李康:当然,第一件可能是一个团体。

然而,法律颁布后,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组织。

天主教主教最近说今天是今天,明天可能是我们的天主教堂。

记者:董建华在23项法律中扮演什么角色?李: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条容许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七个方面立法,但并无此禁令。

禁止这项安排超越了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条。

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香港有这种必要的立法。要不是北京的坚持,我不相信中国香港政府会坚持。

记者:董建华最近批评你“唱衰”中国香港。你怎么想呢?李:这不可能。

我出生在中国香港,现在我在中国香港工作。为什么我不希望中国香港变好?事实上,他担任行政长官已有六年,成绩不佳。

我们这次来美国不是为了“唱反调”中国香港,而是为了“唱反调”23项立法,特别是政府突破23项要求的23项立法。如果说“唱反调”,就是这个法案“唱反调”了中国香港政府的23项立法。

记者:你有信心游说美国吗?李: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。

如果我们不担心,草案肯定会在中国香港通过。

因为中国香港立法会的组成并不民主。

在60名议员中,只有20名会在任何重大问题上为在中国的香港人提出反对。另外40人肯定会支持政府。

该草案必须由政府通过,并将获得通过。我们只是尽最大努力,通过强有力的国际舆论,说服中国香港政府或中央政府在一些重要方面作出改变。

对中国香港的禁令应该废除。

记者:你为什么要叶女士陈述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?李:因为六个月前她没有回答清楚。

现在法案说,如果中国的组织香港附属于大陆,如果它们附属于大陆,天主教徒附属于大陆,那么就有问题了。

此前,她回答了这个问题,称中国香港的领导人简先生说,中国从属于美国的香港并不从属于中国内地。这还不够。

我问政府是怎么想的。

如果草案成为法律,我们认为中国香港所做的是合法的。至于政府,你能否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香港是否有问题,她不会说。

我们还担心这些安排可能是预先设定的。

*记者吴霭仪,法律界代表:可否谈谈法律界对23项法例的看法?吴:我们认为这23项立法在内容和过程上都非常令人担忧。

法律界非常反对政府现在的立法方式,对这份草案有很多意见。

令我特别不满的是,政府匆忙立法,不听取法律界的意见。

首先,我们已经有了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条所有中国香港需要的法律。

也许应该改变它,使它更现代。

然而,我们不是真正的法律空,我们不需要再立法,即使我们想立法,我们也需要制定一部好的法律、一部保护人权的法律和一部保护法律制度的法律。

政府目前的草案起草得不好,所以法律界已经发行了一本小册子。

我们列出了所有让政府感到不好改进的事情。

照片说明:大律师吴霭仪,中国香港法定代表人。

记者:请举出一两个例子来指出第二十三条的问题?吴:特别糟糕的是煽动叛乱的定义非常宽泛。仅仅从语言上讲,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来实施这项法律。定罪可被判处无期徒刑,至少7年。

此外,我们非常担心禁止中国香港与内地的组织建立关系。

例如,中国大陆的一个组织因国家安全原因被中央政府取缔。中国香港与内地有联系的组织也面临禁令。

我们觉得这对一国两制是一个很大的损害。

和中国香港禁止组织允许我们上诉,但法院程序也很成问题。

例如,你不能在法庭上提供证据。你和你的律师都不知道什么是证据。这违反了中国香港的法律制度和法院程序。

因此,我们非常担心这两个问题。我们非常担心中国香港未来的言论、新闻和信息自由。

记者:就23项法例而言,法律界对中国香港政府有多大影响?吴:政府应该接受法律界的意见。

因为我们是专业人士,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政府的建议,但政府并没有花时间听取法律界的意见。

希望政府能够改变这个主意﹐我们在下星期的14﹑15号两天举行会议﹐请世界不同地方的法律界人士﹐和学术界的法律人士来演讲。我希望政府能改变主意。我们将于下周14日和15日举行会议,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律专业人士和学者发表演讲。

虽然我们说无须立法,但我们愿意协助政府改善这项不良法例,并希望政府听取我们的意见。

*记者协会秘书王仁杰记者:请比较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新闻界,以及23篇文章对中国香港新闻界的影响。

王:在中国,第一例非典病例于11月底在北京出现。公开后,所有的消息都在中国传播。不仅如此,即使BB上有肺炎的消息,交换机也没有被切换。

这对中国人民不公平。

中国香港的半官方媒体为这起事故进行了辩护,称这是为了国家安全,符合保护国家安全的规定。

他们的观点与我们讨论的23项立法非常相似。

由此可见,如果在23项法例通过后出现同样情况,中国香港可能无法立法。

照片说明:中国香港记者协会秘书王仁杰。

中国香港的媒体现在在斯洛伐克共和国,但是中国香港没有改变太多,而且更加谨慎。

中国的非典形势相当彻底,但我们可以看到,主要是西方媒体的报道。

当大陆政府改变态度时,来自中国香港的消息。

这样更好。

中国香港政府也反应迟缓,一些消息不愿透露。然而,中国香港媒体在这方面非常负责。他认为应该报道的应该报道。如果政府做得不好,他会批评。

因为国内的情况不同,他们处理得非常小心。

可以想象,立法不会如此自由,所以绝对不利于中国香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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